怪事年年有，但是今年的怪事却有点出奇。据媒体披露，1月30日，一则有关“热烈祝贺新邵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中共新邵县委、新邵人民政府宣”的微博图片在网上引发疯狂转载。30日下午，新邵县县委宣传部一负责人回应称，广告牌内容并非县委办公室和宣传部授意刊登，双方事先均对此不知情。

　　长久以来，鲜有人沾的贫困如今却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招牌，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如果说国家期望通过扶贫开发让这些地方的人们脱贫致富，那么这种贫困宣传折射的就是当今政府官员扭曲的发展思维，说直白一点，就是期望依赖发展的扭曲心态。而这种扭曲的心态又极大地阻碍了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道路。

　　众所周知，国家确立贫困县政策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扶贫帮助一些贫穷落后地区脱贫致富，缩小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可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发展中，这项政策对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却暴露出弊病来。很多地方为了能够争取这顶“穷帽子”，不惜采取弄虚作假的方式混淆视听，甚至不惜举全县之财力来攻坚，走后门、跑关系者络绎不绝。

　　一方面，国家花费大量的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和精力帮扶贫困县脱贫，但是贫困的问题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出现更多的贫困县。另一方面，贫困的背后却是另一方景象，政府财政富得流油，百姓穷的叮当响。这样的对比告诉我们，数十年的扶贫政策需要有一个新的机制来进一步的推动，使得扶贫落实到需要的地方，而不是成为政府的形象。

　　可以看到，“有了帽子不想摘，没有帽子的积极争取”，仍是对贫困县认定现状最精准的概括。而“富县戴穷帽”的问题也不乏其数，在各省区确定本地“国贫县”时，乐意戴贫困帽、争着戴贫困帽已成为一种流行的意识和观念。2004年，陕西省全省经济发展排名公布，5强县中居然有4个是贫困县，令人咋舌。无独有偶，号称“内蒙古第一县”的准格尔旗，其财政实力甚至超过一个下辖数个旗县的盟或市，但至今仍戴着“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帽子”，享受着各种扶贫优惠政策和扶贫资金的支持。近几年，贫困县斥巨资修建形象工程更是经常见诸报端，也因此备受质疑。经济强县该不该戴贫困帽，贫困帽是否“终身制”的议论由此引发。

　　然而，透过这些富县戴穷帽子以及争着带穷帽子现象的背后，实际上，贫困县并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标志，而是可以带来实惠的荣誉。按照规定，由国家确定的贫困县，国家给予扶贫贷款、以工代赈资金、财政扶贫资金等专项扶贫资金。在教育、招商引资等各个领域，国家都有明文规定的优惠政策。除国家的扶贫专项资金外，还有部门的资金支持，各垂直管理部门可直接向其上级主管部门争取可观的资金支持。此外，每个贫困县都有中央国家机关、大中型企业定点帮扶，以及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对口帮扶。这些帮扶单位不仅带来了大量的资金，而且也带来了贫困县所急需的技术、人才和项目。至为关键的是，贫困县里出干部，贫困县的领导干部换得比别的县勤，有的干了一两年就提升。老百姓说，我们贫困县成了领导干部的培训基地。

　　正是由于长久以来的扶贫政策的僵化，导致了贫困地区成为领导干部升迁的砝码，而且也造成了在贫困地区的领导干部挖空心思关注个人升迁问题，而不是想怎么为当地脱贫致富。各种政绩、形象工程以及政府官员的腐败成为了最明显的信号。“我到所谓的一个贫困县去讲课。就餐时，一进门，三大桌子酒席，中华烟、茅台伺候，我都晕了，心思这哪是贫困县啊？县城最豪华、堂皇的一座楼就是县政府，二十多层，办公室满满当当。县政府养那些人，县财政都不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如是说。遗憾的是，他描述的这种现象并非个例。

　　一些国家级贫困县不仅在吃喝上花钱大手大脚，还乐此不疲地修建豪华办公楼。根据统计近年因兴建豪华办公楼被媒体曝光的国家级贫困县：陕西横山县，花费约1亿元修建高23层的政府办公大楼；河南宁陵县，斥资千万兴建机关办公楼建筑群；河南固始县，行政服务中心总建筑面积达3万平方米，耗资2亿元。领导干部的腐败也是同样赫然在目，国家级贫困县甘肃宕昌县原县委书记王先民就是这样的“精英”。据报道，王先民在1212天内共敛财1000余万元，平均每天受贿在万元左右，可谓日进斗金。

　　这些贫困县是真的“缺钱”，还是为了“捞钱”？穷的是县领导，还是老百姓？可见，从富县戴穷帽子到穷县争抢贫困帽子，再到大肆贺喜穷帽子，这些现象一方面说明这些地方的穷只是普通老百姓穷，地方政府不穷，另一方面说明国家级贫困县这一制度设计存在不少漏洞，如今若通过提高进入门槛来弥补缺陷已没有多大意义，理应调整或取消国家级贫困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