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能源格局巨变让中国能源战略和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供应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因美国“能源独立”战略导致的全球能源格局和战略布局的调整将使我国能源发展和安全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首先，石油对外依存度逐年攀升，能源安全受到威胁。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大致每年提升3个百分点，2011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6.5%，远超美国。2011年欧佩克一揽子油价平均每桶107.46美元，以每吨为7桶来进行估算，我国2011年原油进口花费1910亿美元，接近新增GDP中的两成，能源安全形势异常严峻。

　　其次，能源需求“东移”使中国周边环境更趋于复杂。亚太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能源消费中心，由于区域内能源需求与供给不平衡，也面临着能源资源的竞争，特别是我国与印度、日本等消费大国可能面临着比较激烈的竞争。如果再加上因海洋油气开发而涉及海疆主权的，还要被迫应对来自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挑衅，能源问题政治化倾向将更为突出，我国面临的周边环境将更加复杂。

　　再次，面临角色转变，“搭安全便车”将受到严峻挑战。过去30年中国的崛起，得益于建立在美国所主宰的国际秩序基础上的全球化进程。在这一秩序中，我们享受着安全的能源通路和庞大的海外市场，处于“搭安全便车”地位。然而，随着美国调整中东战略，不再把更多的财力、物力用于维护全球能源通道安全上，全球能源投资和能源通道将面临新的不确定性，进而放大我国能源外部供应的风险。

　　面对日益突出的能源供需矛盾和国际能源格局变化，未来中国必须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能源发展大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按照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充分利用全球能源资源，这是我国能源安全必须坚持的长期战略。美国“能源独立”的经验表明，国内石油资源是保持石油安全相对独立的重要基础。从我国石油资源情况看，尽管难度越来越大，但仍具有保持石油产量持续增长的基础。我国东部石油仍有增长空间，估计待发现资源量为180亿吨，待探明石油资源潜力为68亿吨左右；西部地区处于勘探中早期，待发现石油资源量超过114亿吨；我国近海待探明石油资源量为86.31亿吨，石油探明程度仅29%，尚处在储量发现的高峰期。加快海上和西部石油勘探开发将是我国石油产量增长的主战场。

　　此外，必须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强化全球能源供应能力建设。中国必须有“大能源观”。要进一步地与东亚地区的能源进口国加强合作，争取共同开发周边国家如中亚、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共同开发中东地区油气资源，共同开发输油输气通道和战略管线，增加多元化能源供给，增强中国的全球能源供给能力。

　　能源革命的瓶颈是技术，只要技术攻破了就会爆发出产业聚变的能量。事实证明，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创新，握有核心技术的美国公司和机构正在成为国际能源市场上最大的赢家。届时会有大量的跨国公司对外输出技术、设备乃至标准，美国将控制新能源领域的制高点。因此，中国必须在技术和创新上夯实基础，积极研究和跟踪重大能源技术的变化趋势，加大对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的勘探、开发的科技投入，特别是提升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只有这样才可能为新一轮能源革命提供战略技术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