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秩序的建立与维护是目前我国比较急迫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会派生出诸如违法犯罪、政府违规、市场混乱、拜金主义等等许多不良的现象。从世界范围内看，这是各国在实行市场经济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副作用。我国市场经济的起步较晚，但发展却很迅速，所以这些恶性副产品显露的也比较早。然而由于有其他西方国家的前车之鉴，故此，我们完全有可能、有能力进行提前预防或妥善治疗。

　　公共秩序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包括交通秩序、金融秩序、市场秩序、食品安全秩序、医疗秩序、治安秩序等很多方面，可以说，有公共生活的地方就存在公共秩序问题。

　　我国公共秩序问题的产生是有诸多原因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物质资料还不丰富、预防机制还不健全，很多人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漠视别人的权益，单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影响到公共秩序的安定，也有不少人因为自身权益受损，无法或不知道通过正当途径来获取救济，，不惜铤而走险，这也是公共秩序被破坏的原因之一。

　　而现实中，更多的公共秩序问题的产生在于公民固有陋习的延伸，例如交通秩序的拥塞与公民长期以来没有养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习惯有很大关系，食品问题的产生与广大公民的不良饮食习惯有关系。当然，作为公共安全维护者、引导者的政府也有一定责任，由于我国目前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以及一些官员的腐败，使执法机关有时自己就成为公共秩序的破坏者，这无疑会更加恶化我国的公共秩序环境。

　　从目前状况来看，北京市在公共秩序方面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农民工工资问题、征地拆迁补偿问题、物业管理问题、交通问题以及社会治安问题，它们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有着共同的原因，或者彼此就存在因果关系。

　　由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压力和城乡经济文化上的差别，使得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地涌向各大城市，北京市目前的外来人口就远远高于北京市本地人口，而外地人口中，农民工的数量又相当庞大，他们在为北京市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同时，也对北京市的公共秩序提出了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交通秩序的持续混乱，虽然北京市政府近几年一直在致力于改善交通状况，但效果依然不是非常明显，原因之一就在于交通发展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其次，由于农民工数量增加，个体之间竞争程度加剧，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个体职位的重要性，从而为某些用人单位及顾主提供了克扣、压榨农民工工资的机会，加上我国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有些政府部门不重视这一问题，广大农民工又缺乏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和实力，造成虽然中央对此三令五申，但许多地方、单位却阳奉阴违，农民工工资问题仍旧得不到根本解决的窘迫局面。

　　而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征地拆迁问题也是时常捆饶他们的大问题之一，有些政府部门不顾宪法、法律的要求，滥用行政权力，以发展公共事业、树立城市形象为名，肆意征地、拆迁，严重践踏了公民的正当权利，破坏了稳定的社会秩序，材料中的嘉禾县、定南县拆迁、征地案就是明显的违法案例。物业管理方面，由于法律规定的空白，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双方各自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争论不休。上述这些问题虽然有不少事件通过司法途径得到了解决，但在执行阶段却会受到很大阻力，材料2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

　　所有这些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治安案件显著增加，许多农民工或其他弱势群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惜采用暴力非法手段来解决问题，导致恶性事件频频发生；而城市居民则往往联合行动，共同对抗政府、商家或者其他强力机构，处理方法稍有不慎，就引起诸如群殴、混战等大规模暴力行为，它们都严重破坏了公共秩序。

　　对于上述公共秩序问题的解决，必须抓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改善农民工待遇，要求广大市民首先从思想上尊重农民工、重视农民工，其次是为农民工建立相对便捷的救济渠道，保证公正、公平地审理有关农民工利益的案件；二是完善法律法规，约束政府行为，严禁政府部门假公权力济私利益，这一方面需要法定监督部门的努力，另方面也要求广大市民参与其中，对于某些腐败、堕落的政府官员要严惩不怠；三是普及法律常识，教育广大公民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社会纠纷，避免激化矛盾和采取暴力解决问题，对于构成违法犯罪的，要坚决予以打击，从而维护法律尊严。只有从根本上堵塞破坏公共秩序行为的源头，才能真正改善我国、北京的公共秩序状况，使礼仪之邦、目标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