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务员局近日发布《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要求国内全体公务员在“十二五”期间进行职业道德轮训，培训时间不少于6学时。职业道德培训中包括中国古代如何加强“官德”修养的内容。(11月2日《新京报》)

　　一位党校专家的话说得很好：官员的道德高度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掌握着权力的人，有责任在道德上树立一个示范。否则，会降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比如，前段时间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两个缺德的司机，18个冷漠的路人，激起社会在冷漠问题上的集体反思。公众在反思公德沉沦的同时，我看到也有人把矛头指向了公务员群体，这样抱怨：不要仅仅要求公众反思道德，关键问题，还是要从官员做起。

　　听起来似乎是在推卸自身的责任，我觉得，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对担当着公共责任、掌握着公共权力的公务员群体，不仅未能引领公德、反而在败坏公德的行为非常不满。从贪污腐败到骄横霸道，再到惟利是图，官员一系列道德败坏的行为，有时候让民众的冷漠和不道德找到了一种借口：公务员都那样了，我们这点不道德算什么呢。这样把缺德的问题推给别人、为自己的不道德找借口的逻辑，虽然是非理性的，却客观存在——公众对社会的强势群体在道德上都有一份更高的期待，强者也应该作这样的道德示范。官风如果坏了，就别指望民风有多正派，败坏的公务员道德可能像瘟疫一样传染给民众和社会。

　　长期以来，虽然用人的原则一直坚持“德才兼备”，可在实际的运行中，德常常被挤压到很边缘的位置。或者说，由于“劣币驱逐良币”这种官场潜规则的存在，因为绝对的权力对人性作恶的诱惑，一个道德的人，一个善良的人，进入到官场的场域中后，很容易发生异化，融入那种氛围中做出不道德的行为。

　　有人会说，道德培训没有用，关键还是要从立法严惩不道德的行为上入手，要从制度和法治入手——大道理当然是对的，但“治本”之策，还在于把权力关进笼子，在于驯服那不受约束的权力，用法治去强迫公务员群体遵守道德，但我又不赞同因此就拒斥德治。我觉得，不能把法律和道德两者割裂开来看，再好的法律，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作为基础，如果缺乏有道德的执行者，缺乏有道德的信仰者，法律也可能只是形同虚设。可以一边加强道德轮训，一边强化法治，两者并不矛盾，并不是非此即彼。

　　道德轮训很有必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实际的操作：道德是一种比较抽象、虚空的东西，怎么去培训，用什么培训，由谁来培训？是由上级给下级培训吗，上级并不比下级更高尚，怎么有道德上的权威性？是由专家去培训吗？专家只能讲理论，可道德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实践中的理性，专家讲再多也是空谈。我觉得，培训的内容和形式之一，起码应该有由公务员所服务的对象——老百姓，来给他们上课，由人民群众对公务员进行一次再教育。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关键，在于“为民服务”，既然是“为民”，就应该由他们服务的对象告诉他们老百姓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怎么为老百姓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