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亿元等级大奖频出的刺激下，国内彩票规模迅速扩大。据财政部公布数据，7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182.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49.31亿元，增幅37.1%。

　　彩票发行对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发行规模可以无限度扩大，其中所引致的风险必须引起关注。毕竟彩票绝非新财富创造，如果巨额社会资金长期沉淀于此，反而会形成资源浪费之弊。尤其是在国内彩票丑闻尚未得到彻底厘清之前，主管部门应更注重彩票监管与制度革新工作。

　　我国民间资本的投资理财渠道一直都较为狭窄，当下股市投资气氛低迷、通胀预期加剧，民间资金希望通过彩票“以小博大”、斩获厚利的希望升温。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之下，国内彩票呈现了热销之势。但更应当指出的是，彩票是一种精神娱乐产品，而非投资理财产品。博彩的过度发展会助长社会投机心理，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如果彩票这种“吸水”效应演绎无度，就会对私人投资产生负面的挤出效应。因此，有关部门对于国内的“彩票热”应做出客观评价，以避免其对经济平稳运行造成负面冲击。

　　彩票是一种公益博彩游戏。遗憾的是，国内彩票丑闻屡屡曝光，给该产业的诚信度蒙上了一层阴霾。近期，第11086期双色球开出了5亿余元的头等奖，但中奖者却迟迟没有现身，以至于媒体测算其每日的利息损失就高达6000多元。更有闻者猜测，其中必有“隐情”，因为这笔奖金是由113注514万多元的头奖组成，如此“职业”的巨额押注，不免让人怀疑。大奖得主如果最终弃奖不领，反而意味着其中“或有深意”。其实，大额中奖者陷入诚信危机并非首次。此前，就曾有“西安宝马彩票案”与“深圳木马制造福彩大奖事件”等造假丑闻频出，暴露了国内彩票销售终端硬件条件差、制度设计存在明显漏洞等问题。

　　中奖率低会降低彩票的吸引力、中奖率高又引致坊间对其公信力的质疑，中国彩票业的前进之路面临考验。其背后，固然有成长沿革较短、技术滞后等客观因素，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制度体系仍存漏洞。从美国经验看，在成熟的彩票运行机制下，人们对超级幸运儿免不了艳羡之心，但严谨的游戏规则却能消弭抱怨之气。美国的彩票通过代销商销售，各州通过《彩票法》明确上述部门的权力和责任等。美国彩票的监督机构共有三个，其中由当地居民组成的监理委员会最为重要，负责监督彩票的发行机构、盈余资金用途等事宜。另外，美国还设置专门的稽查机构，由独立的管理分析人员组成，负责检查内部工作人员、经销商以及电脑和资料等方面的安全工作，以确保开奖和兑奖的公正性。从这些做法中不难看出，美国彩票业管理之重就在于“透明”二字，信息对称是呵护彩票公信力的法宝。

　　相形之下，我国彩票业需要从制度源头进行改革。从管理框架看，财政部是国内彩票的监管部门，发行主体只有隶属于民政部的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和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按省级行政区域组织实施。这种制度有两处“先天不足”，其一，财政部、民政部与国家体育总局均隶属于国务院，在彩票市场形成了同级政府部门监管的特殊关系，难免影响监管工作的严谨性与力度。其二，“双寡头垄断”式的发行模式屏蔽了市场竞争机制显效，难免滋生暗箱操作的空间。而且，销售机构与行政部门边界不明，部门利益充斥其间，不利于彩票社会公益性的充分体现。恰因此，我国亟待从法律的高度，对彩票的监管方式、发行条件、奖金分配、中奖规则、信息公开等核心要素重新规制，畅通相关信息的传递渠道，封堵彩票权力寻租的漏洞，指导彩票业回归纯公益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