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称，将去年年底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新闻发言人名单与2004年首批75位新闻发言人名单对比，7年之后，仍然守在新闻发言人岗位的有11人，占比不到两成。

　　2004年的首批新闻发言人，被称作“黄埔一期”，称号中闪烁着某种荣耀。不过7年之后，当年的75位新闻发言人只有11人仍然坚守岗位，引领风气之先的“黄埔一期”花果飘零。

　　所谓“黄埔一期”的众多学员，公众能认识的其实寥寥无几。有媒体统计，第一批新闻发言人中有19位从不发言，还有的发言很少。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新闻发言人，事实上很少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无一不是兼职的官员，平素有自己的繁杂事务，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成了他们的“自选动作”，并不具有制度性和强制性。

　　其实，从一个部门新闻发言人的发言次数，或许就可以推断此一部门的信息开放程度。照理说，每个政府部门都应定期与公众沟通，因为每个领域都有公众关切的事务。那些7年如一日不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的部门，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社会，简直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而部门的封闭运作，带来的后果之一，即是新闻发言人的虚设。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青黄不接，从来就不仅仅是它自身的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行那么多年，竟然还有政府部门从不或者很少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一些政府部门即使有“必须公开”的行政压力，也往往还是不屑于与公众沟通信息。当然，新闻发言人的发言次数多，就一定意味着本部门的公开品质好吗？也不尽然。

　　清华大学史安斌教授认为，关键是政府新闻发言人从中国特色的“官职本位”转型为国际通行的“专业本位”。但我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关键，在于发言人背后的那个组织是否具备足够的开放性。若政府部门保守闭抑，新闻发言人再“专业”，也不过技巧而已，行之不远。

　　某种程度上说，新闻发言人制度所标示的，其实是政府部门从封闭到开放，或者从伪开放到真开放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