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8月11日《财经网》报道，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表示，“去年75%的网络舆论热点事件都是因为基层政府部门回应不及时造成的”。

　　应该说，把网络舆论事件与基层政府的治理挂钩，是有道理的。许多网络舆论事件正是由于基层政府的错误施政而引发的，如强制拆迁、官员骂人、官员自身行为失当等事件，都曾经引发过轰动一时的网络风波。而在此过程中基层政府对于网络舆论的回应迟钝，也是事实。

　　不过，期待通过基层政府的积极回应而化解网络舆论热点事件，却不大现实。因为简单回应舆论并不能有效化解现实中的问题。至于说期望把已经产生的问题消灭在网络之外，却不去真心实意地解决问题，更属掩耳盗铃。同时，在现有的行政体制格局有明显缺陷的情况下，期待基层对网络舆论有高效的回应也是可能性不大的。

　　在现行的基层治理结构中，上级对基层的人事权和财政权进行着绝对控制。下级对上级下达的数量化任务缺乏商议权和保留权，只能无条件地执行。这样的治理结构无法让基层根据实际情况独立决策，结果经常是把问题引向基层，而不是为基层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基层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偶然性、随意性强，经常缺乏具有操作性的制度规范。行政体制和法律规范的不合理，削弱了基层的行动能力。许多社会问题，其实只要基层政府工作再到位一点，完全能消弭在萌芽状态。但就是这一点，许多时候做不到。

　　更有甚者，一些基层政府并没有能够向目标群众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反而成为追求自利的“利益集团”。这使得基层公共服务职能弱化，甚至成为与民众争利的一方，为自身利益不惜通过强制拆迁、阻截上访等手段伤害民众的利益。而普通民众对这样的基层虽然表面服从，但实际上并不买账，有时还会使用斯科特所谓的“弱者的武器”，如磨洋工、不配合、消极抵触、讽刺等来表达不满。网络正是这种“弱者的武器”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基层丧失了公信力，无论其在应对网络舆论上如何技术高超，对解决实际问题都并无实质帮助。

　　要解决基层政府所面对的网络挑战，必须要使基层政府的工作从热衷于为网络围观“降温”而回到基本面，即回到真实的公共服务工作中去。除了期望行政体制改革能够改善基层政府的治理环境外，加强基层政治的民主化应被视为有效治理的关键。普通民众能够充分地参与政治过程，切实拥有诸如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参与权利，不但可以改善官民关系，更能够增强政府权威，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同时，也只有在基层政府和社会民众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授权关系，才能真正加强基层政府对社会要求的回应性和责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