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香港官员违规建筑风暴愈演愈烈，僭建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教育局局长孙明扬证实其在1994年购入的跑马地寓所有两项僭建物之后，行政长官曾荫权也受牵连。如今两个月的拆除限期已到，特首办回应，违建的物业已经展开了清拆和改建。现场可见，楼高12层的碧云楼仅有曾荫权的单位正在进行拆除改建工程，而其他明显被改装成为相似的落地玻璃窗的单位，仍然保持现状，并没有动工的迹象。如此看来，香港拆除僭建也是有“选择性执法”的，只是这种选择法让内地同胞耳目一新，也给予内地诸多启示。

　　香港弹丸之地，人均居住面积仅有15平方米，因此僭建几乎普遍存在。在这次风波中，受到关注的无一例外都是政府高官或者立法会议员，曾荫权只不过在自家阳台上违章加罩了一层玻璃，就遭媒体及反对党的狂轰滥炸，大批市民致电电台炮轰指对曾荫权“绝望”，而相关机构亦跟进调查，以致堂堂特首态度谦卑低头检视。诚然在香港，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监督体系，责任权重是呈倒三角型的，官员不仅没有比市民在制度上更优越的可能，反而因为身居要职，所秉持的操守标准甚至比一般市民更为严苛，因而，这种另类的“选择性执法”随之而来。逻辑很简单，议员职在立法、议事，官员责在行政、执法，他们有责任以更高的守法精神、更高的自我要求以身作则，以彰示建制的公平公正。市民一句“高在庙堂的官员、议员亦知法犯法，何故一般小市民要守法”，就足以让官员们、议员们无言以对。

　　管中窥豹。在香港，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管几乎无处不在。今年春节后，香港特首曾荫权的外出访问经费开支，成为不少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他在过去4年外出访问40次，费用仅98万港元，且机票费用占了一半以上。可以说，这样一个公费数字放在内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相当寒酸的。香港媒体和公众的评论或者指责可能过于苛刻，但这种热情是保证社会清廉的动力，是人们对廉洁香港的希望。归根到底，正是因为在香港，官员没有所谓高人一等的特权，也就没有因为碍于特权、屈从特权而选择性执法的空间。

　　反观内地，这几年拆迁成风，地方官员为谋“政绩”不择手段，只认拆迁法，不认《物权法》，使用行政手段强拆的棒子多落到百姓头上；违建几乎遍地开花，但对违建也只敢专挑软柿子捏，有头无尾；“三公”消费屡屡成为民众的靶子，但是，各部门各地公开的步伐始终蹒跚，即便有时候间或有官员因为“三公”消费被问责，也多是些倒霉的虾兵蟹将。这是因为，责任权重在内地是倒置的，市民要承担的责任、履行的义务远高于官员，脚重头轻；监督体系却是自下而上的，先从最底层民众监督起，而且指不定到了哪级监督就断线了，无法逾越。

　　经常有官员出来抱怨：现在官是越来越不好当了。社会在不断进步，这是自然的，也是应该的。当下一些突发事件的发言人，每每话音刚落，即招来一片质疑声与责骂声。与以前的呼风唤雨相比，官员从政确实有吃力之感。但是相比香港，我们的官员还是太好当了，相当好当。当然，如果官员都好当了，民众就不太好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