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办的“科学认识食品添加剂”座谈会上，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主任毛群安表示，正在打造一个健康的媒体报道平台，对极个别的媒体记者建立黑名单，以此打击他们有意误导人民，传播一些错误的信息的势头。毛群安称有关食品安全的报道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给国家的食品工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13版）

　　对媒体记者建黑名单，这样的举措又将卫生部置于舆论质疑中。其实，“黑名单”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误导公众传播错误信息”。至于媒体为何会“传播错误的食品安全信息误导公众”，在卫生部官员的认识里，“大多数问题出在了沟通不充分，并非有意传播错误知识，但有个别媒体就是有意的，就是为了新闻性。这和当前整个媒体环境有关系。”

　　先不论卫生部官员的分析是否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媒体在食品安全的报道方面确实误导过公众。比如2007年3月媒体报道“毒香蕉”事件时，使用了“蕉癌”、“灭绝”、“致命”等词语，给民众带来恐慌，南方各地的香蕉纷纷滞销。受“毒香蕉”报道的冲击，海南蕉农每天损失1700多万元。而事实上，所谓“毒香蕉”只是一种由植物病原真菌侵染引起的病害，学界称“巴拿马病”，对人类有致癌作用的报道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食品安全不仅事关民众切身健康，而且关乎产品市场走向，所以媒体在报道时必须科学客观，必须把握好分寸，尽量避免出现“误导公众”的情况发生。但是，“拟对个别误导公众的媒体记者建黑名单”的做法是不合适的。媒体不仅仅是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承担者，更应该是食品卫生安全的监督者、批评者。尽管有媒体由于各种原因在报道食品安全问题时误导了公众，但必须看到，误导公众的“诱因”是因为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出了问题。

　　建黑名单，于打造“健康的媒体报道平台”并无多大好处。在食品卫生安全报道方面，如果媒体报道的信息不够准确，政府部门出来辟谣澄清就好。现在的问题是，民众若是坚定地相信相关部门的辟谣，不实报道哪里还有市场呢？何况，卫生部官员也承认，误导公众的信息出现，也与卫生部和媒体沟通不够大有关系。

　　既然如此，打造健康的媒体报道平台，一方面要努力锤炼自身权威性和公信力，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媒体沟通，及时披露真实信息，在这样的良性互动中才能为民众健康利益保驾护航。良性互动，比“建黑名单”有效很多。

　　李记：更应建立“违规企业黑名单”

　　从报道中可知，毛群安透露的信息是，相关部门“正在打造一个健康的媒体报道平台”，将要建立“记者黑名单”——好在目前为止，这只是一个设想。但简单分析不难发现，建立“记者黑名单”之说，不像是在开玩笑。这份“记者黑名单”一旦建立，那只能会是这种结局：一不小心进入“黑名单”的记者，要么改行，要么转做别的层面的新闻报道。

　　对虚假报道、记者敲诈勒索，从宣传主管部门到相关司法部门，都有一套制度和机制去管理和约束。比如2009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采取切实措施制止虚假报道的通知》就规定：对经查实采写虚假、失实报道的记者，要给予警告，并列入不良从业记录名单，情节严重的要吊销其新闻记者证，五年内不得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情节特别严重的，终身不得从事新闻采编工作。也就是说，只要是如实报道，即便是针对食品安全事件，记者和媒体应该遵循的，也只能是新闻本身固有的规律：公布真相、反映事实、发出质疑、进行追问，如此等等。

　　况且，如何制定记者撰写的新闻“误导公众”的标准？出现了哪种情况进入“黑名单”？公众期望从记者的新闻中获知有价值的信息，记者需要调查追问真相。但经验告诉我们，在事件尚未彻底澄清之前，记者的报道只能有限地接近真相。如果“接近真相”便被判为“误导公众”，那么，写食品安全的记者们，恐怕会人人自危；如果别的部门也建立“记者黑名单”，媒体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食品安全“风声鹤唳”，要么是企业出现了问题；要么是监管出现了问题。是企业的问题，就应该严惩不贷，比如建立企业责任“黑名单”，对违规违法企业进行惩戒；是监管的问题，就应该对失职渎职的工作人员问责，存在漏洞的制度机制及时弥补。如果建立“记者黑名单”，只能称之为头痛医脚、舍本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