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深入开展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工作。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

　　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我们大可将之理解为是对食品安全事故问责的细化。每次谈论食品安全事故时，“监管不力”是必然会碰触到的话题。如果细细追究“监管不力”的根源所在，问责疲软肯定是重要因素之一。如果细细梳理每起事故处理结果不难发现，对问题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处罚结果，有关部门都会通报给公众；而对相关官员的问责处理结果，公众却常常无从知晓。

　　正因如此，每一起事故发生后，运动式的整治行动并不能给公众带来长足的信心。没有长效问责监督

　　机制，运动式执法并不能将食品安全问题“釜底抽薪”。有鉴于此，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将食品安全与官帽相挂钩，多少能恢复一下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事实上，在此之前，国务院食品安全办也曾建立过食品安全考核评价制度。比如，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文件要求，对各部门在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食品生产加工环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预警等方面做了明确分工。同时，各级监察部门要加大行政监察和行政问责力度，对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失职、渎职等违法违纪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但是这个考核评价制度并没有发挥出理想效果。追究其原因，根源在于“问责对象不清”。以最近发生的沈阳“毒豆芽”事件为例，该事件中，工商、质监、农委等部门均称“不归我管”。监管部门之间相互推诿，问责最后不了了之。进一步究其根源，食品安全中“九龙治水”的现状无疑是病灶之一。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勇，也承认“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监管边界不清、监管重复和空白并存等问题”。这成为食品安全事故中“问责官员”的“拦路虎”。

　　京沪等地将食品安全问题纳入政绩考核，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官员问责对象。食品安全事故频出，既然无法明确到底是工商还是质检或者农委的责任，那么，食品安全整治区的区长或者县长对其负责，一旦出现问题，首先对其区长或者县长问责，这在某种程度上给县长或区长施加了压力，使其在对待食品安全问题上至少不敢掉以轻心。

　　当然，这样的问责举措带给民众的乐观也是有限度的。搞好食品安全本来就是政府的职责，非与官帽挂在一起，才能解决问题这也不算正常。不过，即便是有限进步也算是进步，民众不太吝啬地为其送上一些掌声和期许，也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