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基本闯过了死亡关。黑龙江省的女教师张丽莉在一辆大客车肇事的一瞬间，推开了学生，自己被轧断了双腿。看着她那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照片，再看看躺在病床上失去两条腿的身躯，铁石心肠的人也要唏嘘不已。张丽莉拿六七百块钱工资的时候，还坚持每月资助一个困难学生一百元，一直坚持至今。她工作了四五年，至今还是一个收入千元的临时工。有多少默默无闻的好人，其艰辛的生活状况是决策者所根本想象不到的。也不排除对下情很了解，但感觉已麻木，熟视而无睹。网民们对当地教育部门的激烈指责不能简单地认为只不过是情绪化的宣泄，有关部门对底层的冷漠，确实应该击一猛掌。张丽莉的事迹震动太大，现在都重视起来了，各种荣誉和待遇都蜂拥而至了，建议有关部门对其他处境艰难的教师也要过问一下。

　　深圳公务员上街擦皮鞋值不值得赞许？5月15日，深圳市25家市直机关的公务员志愿者下班后走上街头，为市民提供理发、擦鞋、修手机、红酒鉴定、珠宝鉴定、免费照相等便民服务。据说，这些志愿者的行动，是一些青年公务员自发搞起来的，后来支持的同事越来越多，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媒体上也把这消息炒得越来越热闹。瓜田愿意对这些公务员的服务热情予以抽象肯定，对公务员动不动就上街学雷锋则不予鼓励。学雷锋是好事，但如果分不清轻重缓急，就可能误了大事。譬如到灾区救灾，当务之急是解决灾民的吃住问题、治病防病问题，还有心理辅导等等。你不抓这些大事，而去办美容或者减肥辅导班，就是看不出火候。广大群众对一些党政机关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等问题，抱怨声不少。他们抱怨的不是干部不给他们擦皮鞋，而是职权范围内该解决的问题拖着不办。如果在一些党政机关里，许多人在上访，在倾诉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或者受到的欺凌，公务员听着没有兴趣，也不想解决；公务员们想到是赶紧到街上给路人擦鞋，这是不是本末倒置？如果再请一些理发师和擦鞋的师傅到政府当“代表”或者“参事”，参政议政，就是彻底的大反串了。瓜田一直认为，官员不必急着做什么好事、当什么善人，你忠于职守，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就是最大的好事。就以中国的干部队伍而论，能把“三公腐败”等贪腐问题解决好、把两极分化问题解决好，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这比上街擦鞋重要得多。你把难办的事情都推给维稳系统处理，自己去擦几双皮鞋，有意思么？政府这架机器的运转是不是正常，应该看看一些发达国家的正常运行状态、长时间坚持的成熟做法是怎么样的。发达国家的公务员从来不搞这些花拳绣腿，只在意把本职工作做好，这就是对纳税人的最大尊重。纳税人掏钱养这样庞大无比的一支公务员队伍，是要“办公”的，不是上街擦皮鞋的。这类心血来潮就上街干几次的“好事”，除了搞点热闹气氛，用处不大。媒体要引导那些喜欢搞轰动效应的人坐下来，扎扎实实地干点实事，而不是热情鼓动这些人搞花架子。

　　网络改变了八成网民的性格？据报道，中国网民已达5.13亿，互联网普及率达38.3%。在给我们带来丰富的信息与沟通便利性的同时，网络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习惯甚至性格。最近，中国青年报对全国31个省（区、市）16491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3.2%的受访者坦言网络改变了自己和周边人的性格。84.0%的受访者表示周边存在“上网强迫症”的青年多，39.6%的人坦言自己就有“上网强迫症”。92.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每天上网。仅46.6%的人表示能忍受1天以上不上网。32.1%的人表示自己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漫无目的的上网者。“上网强迫症”与“网络孤独症”成青年两大最常见症状。人们上网都干什么？购物、看新闻的比较多，聊天和打游戏消磨时间的也不少。网络让现实的人淡化了社会交往，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失去感受力和参与感，变得越来越孤僻。60.9%的人表示，网络让日常生活中的亲情友情爱情都变淡了。39.4%的人认为上网对自己与家人朋友的关系影响很大。另外，83.2%的人坦言网络改变了自己和周边人的性格。性格有什么变化？“变得内向”、“更孤独”、“缺乏创造性”、“变得被动”、“情绪低落”。瓜田以为，上网使得许多中青年都不愿意读纸质图书了，这个后果可能会让人们付出很大的代价。

　　面对网络带来的负面影响，84.0%的受访者认为应该自觉管理自己和网络的关系。有的安装了上网控制软件，控制上网时间；有的在电脑上贴了提示语。专家建议，首先应打断成瘾的链条机制，找到替代上网的方法，例如听音乐、绘画、体育锻炼、出门旅游等；其次，学会觉察、体验、表达及管理不良情绪，找到不良情绪产生的原因，并进行分析。同时，采用积极的心态面对和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到虚拟的网络空间中。瓜田想强调指出，网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受到国人充分的重视。比例很大的青少年，把大部分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都泼洒到网络上去了。希望有关部门常到网吧走走，看看青年人在网上都干些什么。如果从国家到个人没有一个良好的办法克服网络的负面影响，譬如八成的网民性格变内向、孤独了，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是殊堪忧虑的。

　　湖南体育教授刘一兵为评职称开房收钱，被取消评委资格。湖南高校正在评职称，一位名叫刘一兵的评委在宾馆开房间，并向参评者广而告之，每人需交三、四万元。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刘评委遂成众矢之的，评委的资格也被取消。依瓜田善意揣摩，刘评委也是好心。他想，既然送钱是“不成文法”，已然从“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还不如安排一个好找的地方，方便参评者送钱。网上说，刘一兵教授还是“守信誉”的，事办不成会退钱。这比评上评不上都不退钱的，好多了。涉及高校评职称的负面消息，每年都层出不穷：拒绝申请者有之，因没评上大打出手者有之，为评职称弄虚作假抄袭论文者有之，评不上想不开跳楼自杀者有之。教师的功夫都花在职称的运作上，教学质量怎么会高？人才怎么会培养出来？我国论文增长明显，数量已由1991年的8997篇上升到2003年的49788篇，平均4.74年增长一倍。论文数量占世界份额也呈快速增长态势，由1991年的1.3%上升到2003年的4.5%，每5.98年增长一倍。但同时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目前，虽然我国论文总数居世界第9位，引文数居世界18位，但反映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却只有3.01次，居世界第124位。有学者称，职称评审不去行政化，大学这条船迟早会撞上冰山。但去行政化又谈何容易？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难怪有位送了钱的老师哭着对举报者说：“现在评委被你折腾调换了，我的红包白送了，一年辛苦白费了，你能改变什么？”是啊，几个教师再闹腾也改变不了什么，体制的力量岂是几个人可以撼动的？

　　最近，宜宾机场被命名为“宜宾五粮液机场”。政府扩大当地名特产品影响的初衷并没有得到网民的肯定，迎面而来的是群起的调侃和批评。有人说，全国各地机场都要改名：天津的是“狗不理机场”，北京的是“二锅头机场”，云南的是“过桥米线机场”，吐鲁番的自然是“葡萄干机场”了。网友的揶揄并非毫无来由。2005年11月中国民航局施行的一项规定称，民用机场的命名应以确定其位置并区别于其他机场为准则。宜宾的“创新”有诸多不妥：1、违背的民航局的规定；2、五粮液冠名机场掏钱了没有？是不是大企业只要掏钱就可以冠名机场或者火车站等重要公共设施？这种做法蒙羞的只是公共设施和有关企业吗？3、企业兴衰不是哪个人能做主的，冠名的企业垮掉了，机场还要随时换名字？乘客是不是太辛苦？4、多年来机场都是一个具体的地名，忽然用一种酒来做机场名，把一种酒强加给大部分不喝酒、不喜欢酒的乘客，是否缺乏对人的尊重？我们掏钱说要买一张到“五粮液”或者到“老干妈”的机票，别扭不别扭？有文章批评说，这种既不尊重地方文化，又不尊重民众感情的草率举动，涉嫌权力媚商、行政乱为，虽说有点尖锐，但并非没有道理。

　　“挖掘机砸死人”：处理的态度比事故本身还丑陋。大庆市萨尔图区因强拆一瞬间死了两个人。一个是维护自家房子的房主，另一个是砸死房主的挖掘机驾驶员。强拆导致房主死亡的惨无人道的案子不是一起两起了，这个被砸死的李宝林可能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野蛮执法者本人因过度惊慌，操作失误也被挖掘机挤死了。以往的强拆导致的命案，不管是真查假查，总要是要查一查的。这次的命案，因为有了驾驶员的死亡，好像给当地有关部门救了驾。房主死亡是因为驾驶员的“误操作”。“误操作”最好的证明，便是驾驶员把自己也弄死了。强拆造成的直接性命案变成了“一般性生产安全事故”。当地有关部门的智商有问题，于是以为天下人的智商都有问题。他们以为这样一解释，就万事大吉了。人们会问，驾驶员跟房主素昧平生，前世无怨今世无仇，怎么会突然跑到人家家里，把他砸死。没有强拆，会有这个命案吗？这个案件的另一个看点，是萨尔图学了外地的经验，干这种缺德事都雇佣临时工来做，这样就可以“撇清”公职人员与事故的关系。能撇清吗？一个开挖掘机的临时工，没有城管部门的指挥，敢够随便拆百姓的房子？

　　有些乖张的事情，许多人天天都在做，一点事没有，但骗子做不行，那就是犯罪了，因为他是假的。一个名为“邹斌勇”的国家发改委“副司长”，实际上是一个专门冒充国家公职干部、骗吃骗喝骗钱的江湖骗子。据不完全统计，近些年来，被他骗的官员从县长到省部级官员以及各地商人不下上百人。这个江湖骗子走到哪里都吃喝不愁，礼品不断，“家里摆满了红酒、高档油、食品、补品”。有人说，骗子当然可恶，但有些东西比骗子更可恶。假如这个“邹副司长”的身份是真的，他所做的一切，他受到的吹捧和谄媚，收到的好处，就都很正常，没有任何新闻性可言。30年前沙叶新写过一个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是有感于世风的浇漓，写了一个中国版的《钦差大臣》。今天邹某上演的“钦差大臣”不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手法陈旧，毫无创意，可见数十年来，这个社会长进不大。邹某给人的启示是：一、如果你不是骗子，你的特权是尽可以挥霍到极致的，不捞白不捞；二、无缘爬上去当“真的”，也不妨去当个假的，骗术演技不高也没关系，因为人们攀附心切，没工夫识别真假，非常好骗。

　　香港为什么较真要回200万援川款？香港特区5月24日晚宣布收回援建绵阳紫荆民族中学200万港元。香港有关官员林瑞麟说，援建之前，绵阳并没有向港方表示学校将来可能被拆掉。援建完成后，绵阳方面才提出可能需要拆掉，但港方反对。拆掉之后也没有向港方通报。刚建成不到两年的这所中学被拆掉，违背了当初绵阳对香港援建款用途的承诺。一名香港市民25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每次内地受灾，香港人都热心帮手，所以看到援建项目使用一年就被拆掉，白白浪费了资源，希望能查得水落石出，追究相关责任。

　　有媒体称，对汶川地震善款的使用，质疑的人并不少。听说拿来盖豪华办公楼的有之，拿来建豪华医院的有之，但传闻大都不了了之。现在，连学校重建也被揭发出诸种问题，令人心寒。这次绵阳政府让香港的善款打了水漂，不仅令香港人觉得受骗，还会令对四川灾区重建作出巨大贡献的内地同胞激愤有加。香港《经济日报》问道：行善最乐，若善心被消费、被滥用，你还愿意再捐款吗？

　　香港人为什么为这几个小钱较真？答案是对纳税人的责任心较强。在香港政府看来，纳税人的这么多捐款，是市民的血汗钱，自然让他们觉得责任“重于泰山”，要让善款用到实处。对绵阳事件的较真，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展现了一种理念：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财产，都不能轻易被侵犯。香港人的“小题大做”让瓜田很开眼界。多年来，许多地方政府乱拆乱建，朝令夕改，究竟花了多少冤枉钱，做了多少无用功，说也说不清，每次改变主意“重新安排河山”都能找出充分的理由（绵阳政府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挥霍纳税人的钱，比较轻率，许多“大手笔”都是颗粒无收的。而内地的纳税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些官员胡闹也没有办法。如果能都像香港人这样较真，发现胡闹的就把纳的税收回来，或者把胡闹的官员换掉，这个国家还是很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