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路建平）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胡锦涛同志明确要求，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使文化产业成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对于“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对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对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着力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从我国文化产业的实践看，2009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8400亿元，占经济比重的2.5%左右，而2010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有望达到1万亿元。各方面的条件表明，我国的文化产业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成长潜力，不仅应当而且能够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既有理论指导又有政策支撑。在党的一系列创新理论指导下，特别是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清醒认识和自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不仅正确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还进一步提出转变文化发展方式，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文化产业体系，开拓文化消费市场，等等。中央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在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演艺娱乐、动漫游戏、网络新媒体等产业领域，从财政投入、金融支持、社会资本准入以及“三网”融合、文化“走出去”等各个方面，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09年国务院颁布实施《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更是把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对此，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立足实际，明确提出把文化产业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全省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推出一系列举措，为实现湖南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既有国际先进经验又有国内成功实践。从国际看，美、英、日、韩等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都超过了15%，成为本国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从国内看，北京、上海、广东、湖南、云南、湖北等省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当地经济比重均已接近或超过5%，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突出。“十一五”时期，湖南文化产业年均增速达20%左右，成为湖南七大千亿产业之一。我们初步确立了以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传统业态为龙头，以网络文化、数字媒体等新兴业态为增量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促进文化资源和要素向骨干企业和优势业态集中，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已高出社会平均就业率1个百分点。2009年湖南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7.6%，成为湖南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一极。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既有国内文化消费需求又有国际文化市场空间。从国际看，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对外文化交流越来越活跃的同时，以企业为主体的对外文化贸易也越来越活跃。从国内看，“十二五”时期，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出现一些新的趋势：一是文化消费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并随着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出现“井喷”。二是文化消费结构呈现转型升级趋势，由单纯的休闲娱乐向休闲娱乐与求知求美并重的高层次推进。三是文化消费方式呈现互动参与趋势。四是文化消费主体呈现拓展延伸趋势，城市文化消费将持续增长，农村文化消费的内生动力日益强劲。以湖南为例，湖南卫视顺利在北美、欧洲落地，国际频道正式开播，海外受众不断增多。湖南出版集团与美、俄、英等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出版机构建立了贸易关系，版权贸易在地方出版机构对外贸易排名中名列第一，海外读者不断增加。体坛周报与法国《队报》、西班牙《马卡报》、意大利《米兰体育报》等国际知名体育传媒进行了战略合作，海外影响不断增强。湖南动漫坚持民族和原创特色，一批动漫产品陆续打入国际市场，海外贸易额不断增大。在商务部等四部委认定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中，湖南的总数位居中部第一。
二、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必须选择科学路径
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是选择科学的发展路径。党的十七大以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湖南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文化产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创造了独特的“湖南文化现象”，“电视湘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和“演艺湘军”等，脱颖而出，亮点纷呈，受到广泛的社会赞誉。
面向市场，遵循规律，走现代产业之路。文化产业作为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特殊的经济形态，不仅要遵循文化发展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还要遵循经济特别是产业发展的规律。因此，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就要遵循市场规律，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一是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原则，加快完成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培育合格的文化市场主体，基本完成建设一批国有骨干文化企业的任务。我们先后组建了九大文化产业集团，鼓励扶持一大批动漫、演艺、印刷等领域的民营文化企业。国家确定的30个重点动漫产品和18家重点动漫企业中，湖南分别占13个和6家，排名居首。2010年，湖南广播电视台和芒果传媒挂牌成立，年经营总收入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二是加快推动文化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建设一支合格的文化企业家队伍，培养一大批熟悉市场经济规律，懂经营、善管理的人才，吸引财经、金融和其他行业的优秀人才进入文化产业领域。我们在推动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的过程中，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组织架构、资源配置，一步到位、一次成型，并通过完善企业制度，培育吸引了一大批懂文化、会管理、善经营的人才。2010年，我们从百万文化从业人才大军中，推选出16名文化产业领军人物，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三是加快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的战略性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实现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湖南卫视参与共同经营的青海卫视初具成效，并与阿里巴巴、盛大网络、腾讯信息等著名企业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湖南出版集团与华为集团、博集天卷公司、日本角川集团等达成战略合作，并获批建立中南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四是加快文化市场体系建设，建立完备的文化要素市场，推动文化产业规范化发展。我们在注重文化产品市场建设的同时，紧抓文化市场体系和文化要素市场建设，在文化产业统计、资产评估、文化人才交流培训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近年来，湖南能够出现进入全国文化企业30强的芒果传媒集团、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出现4家上市文化企业，靠的就是按规律办事，让企业在市场大潮的考验和洗礼中发展壮大。
瞄准前沿，提质升级，走科技创新之路。加快文化产业发展，重在捕捉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数字时代提供的发展空间，推进文化企业的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技术运用，赢得发展的主动权。我们不断加大文化企业与科技的融合，与信息、通信部门进行全面合作开发，推动网络、移动传媒等新兴产业迅速发展。湖南拓维信息股份公司以手机为载体，制作、传播动漫短片，着眼技术成果运用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技术体系，成为手机动漫行业的标准。湖南的红网、华声在线、金鹰网、体坛网等网络新媒体，用新技术开辟网络文化消费新平台、新渠道，覆盖面和影响力迅速扩大。加快文化产业发展，重在提高文化企业装备制造水平和文化产品科技含量。对传统文化产业进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能够有效提高文化产业技术含量，丰富文化产品表现形式，增强文化企业市场竞争力。我们不断加大对文化企业技术改革的扶持力度，争取到国家动漫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国家手机动漫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两个国家技术平台在湖南落地。同时，每年从全省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中拿1000多万元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装备更新。张家界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节目《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运用高科技声、光、电和多媒体技术，对传统演艺装备和手段进行提质改造，呈现出美轮美奂的艺术效果。加快文化产业发展，重在内容创新。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文化产业更是一项内容产业，不但要重视科技创新，提高技术水平，更要重视内容创新，提升内容质量。在这方面，我们强调抓原创，把创新融入到创作生产、市场营销的全过程，突出信息服务技术对文化产业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湖南卫视的专题节目和《恰同学少年》、《袁隆平》、《黎明前的暗战》等优秀影视作品以及酷贝拉青少年职业体验活动都是成功的范例。
拓宽渠道，转变方式，走资本运作之路。文化产业与资本的融合，不仅是为了突破制约发展的瓶颈，更重要的是推动文化企业由靠自身积累向借重资本转变，实现价值增值和效益增长。一是重视上市融资。文化企业上市，不仅能获得大量资金支持，扩大文化企业规模，还能促进文化企业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扩大企业影响。我们不断加大对文化企业上市的扶持鼓励力度，多次举办文化企业上市融资培训班，主动协调财政、证监、金融等部门，为文化企业上市创造条件。目前，湖南已拥有广电行业第一个上市的电广传媒、出版整体上市的中南传媒、手机动漫的拓维信息、民营出版的天舟文化等4家上市文化企业，并储备了一批上市后备企业。二是重视银企对接。破解中小文化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必须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我们积极推动文化企业银企对接，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大金融力度推动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与北京银行签订了《文化创意产业与金融资本对接战略合作协议》等。近两年，文化企业获得金融机构贷款授信近千亿元。三是积极招商引资。我们通过专题推介和招商引资活动，充分利用湖南在文化创新、文化品牌、文化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广泛推介文化产业的品牌和资源，在深圳文博会、上海世博会、北京文博会等活动中引进一批重点项目。同时，积极参与组建湖南文化旅游投资基金，协调和推动文化企业上市融资、并购重组。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我们将抓住这一难得机遇，进一步总结经验，解放思想，在探索中加快发展，在加快发展中不断创新，努力开创湖南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坚持走中国特色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之路
（刘 宁）
今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全面部署水利改革发展，对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3月1日实施的新《水土保持法》，确立了地方政府目标责任制和水土保持规划的法律地位，强化了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和监测管理，规定了水土保持补偿制度。这必将对实现水土保持新跨越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加快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不断探索并坚持走中国特色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之路，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一、加快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水土流失是中国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一是面积大、分布广。全国现有土壤侵蚀面积高达35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2%。二是强度大、侵蚀重。全国年均土壤侵蚀总量45.2亿吨，约占全球土壤侵蚀总量的1/5，其中侵蚀量大于每年每平方公里5000吨的面积达112万平方公里。三是类型多、差异大。全国主要水土流失类型区包括东北黑土区、北方土石山区、黄土高原区、北方农牧交错区、长江上游及西南诸河区、西南岩溶区、南方红壤区、西部草原区等八大区域，其中水蚀主要集中在长江和黄河流域，风蚀主要分布在西北、内蒙古草原及东北地区，黄河流域水土流失主要来自沟道，长江流域水土流失主要分布在荒山荒坡和坡耕地。四是危害重、影响深。水土流失是土地退化和生态恶化的主要形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全局性的和深远的，甚至是不可逆的。水土流失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总量的3.5%。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全国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23万平方公里。但全国亟待治理的水土流失面积仍有180多万平方公里，尤其是3.6亿亩坡耕地和44.2万条侵蚀沟急需治理，东北黑土地保护、西南石漠化地区土地资源抢救的任务迫切。
加快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是保护耕地资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我国因水土流失而损失的耕地平均每年约100万亩。按现在的流失速度，50年后东北黑土区将有1400多万亩坡耕地的黑土层流失掉。若侵蚀继续发展，35年后西南石灰岩地区的石漠化面积将在目前8.8万平方公里的基础上增加1倍。
加快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是保护江河湖库、保障国家防洪安全的迫切需要。水土流失导致大量泥沙进入河流、湖泊和水库，削弱河道行洪和湖库调蓄能力。1950年—1999年黄河下游河道淤积泥沙92亿吨，河床普遍抬高2—4米；长江每年约有3.5亿吨泥沙淤积在水库和河道内；全国8万多座水库年均淤积泥沙16.24亿立方米。同时，由于水土流失使上游地区土层变薄，土壤蓄水能力降低，增加了山洪发生的频率和洪峰流量，增加了一些地区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机会。
加快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是保护农民权益、保障山丘区全面小康的迫切需要。我国76%的贫困县和74%的贫困人口生活在水土流失严重区。水土流失破坏土地资源、降低耕地生产力，不断恶化农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制约经济发展，加剧贫困程度，不少山丘区出现“种地难、吃水难、增收难”。没有水土流失区农民的小康，也不可能实现全国农民的小康。
加快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是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迫切需要。西部地区是我国大江大河的主要发源地，是森林、草原、湿地和湖泊等集中分布区，生态地位极其重要，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同时，西部地区又是生态脆弱区，是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石漠化严重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的83.1%。西部地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关乎国家生态安全，关乎我国可持续发展。
二、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之路
我国特殊的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土流失特点，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探索并坚持走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综合治理、内涵发展，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中国特色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道路。
坚持科学发展，不断完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思路。按照中央1号文件的战略部署，坚持中国特色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方向，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在防治理念上，坚持以人为本、人水和谐，更加注重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更加注重遵循自然规律和发挥自然修复能力；在防治方针上，坚持保护优先、防治结合，更加注重事前预防保护，更加注重工程、植物和农业技术三大措施综合运用；在组织实施上，坚持改革创新和多元化投入，更加注重政府主导作用，更加注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坚持预防为主，坚决遏制人为因素造成水土流失。水土资源一旦遭到破坏，恢复难度很大，有些甚至不可逆转。因此，遏制人为水土流失极其重要。一要加强重点预防保护区水土资源保护，严格控制在重要生态保护区、水源涵养区、江河源头区和山地灾害易发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开发建设活动。二要依法监管，对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认真实施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加强跟踪检查，落实处罚措施。三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重要作用，大力营造防治水土流失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四要建立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政府补助和市场机制补偿相结合、多层次补偿相结合、保护地区与受益地区共同发展等原则，抓紧建立和完善水土流失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
坚持统筹兼顾，推进重点领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按照“突出重点、逐步推进、分步实施”的原则，逐步加大中央和地方水土流失重点治理投入，优先对水土流失严重、人口密集、对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较大的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结合长江上中游、黄河上中游、西南石漠化地区、东北黑土区等重点区域及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的水土流失防治，以小流域为单元，以坡耕地改造为突破口，配合沟道整治工程和适当的小型蓄水保土工程，力争用10年时间优先在山区建设1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从源头上控制水土流失，改善当地的基本生产条件，为守住国家18亿亩耕地红线做出贡献，保障粮食安全，改善人居环境，保障饮水安全。
坚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分区分类治理有效途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东北黑土区，治理措施以改变耕作方式、控制沟道侵蚀为重点。北方土石山区，治理措施以梯田、条田建设为突破口，改造坡耕地，同时有针对性地推行节水型水土保持耕作措施。黄土高原区，应将多沙粗沙区作为重中之重，治理措施以梯田、坝地建设为主，大力促进生态自然修复，积极开展沟壑区沟道治理。北方农牧交错区，应以恢复植被为主，建设生态屏障，保护涵养水源，重点是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退耕还草，有计划地建设人工草场。长江上游及西南诸河区，重点是控制坡耕地水土流失，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大力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形成综合防治体系。西南岩溶区，重点是抢救土地资源，应紧紧抓住基本农田建设这个关键，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水土资源，提高环境承载力。南方红壤区，应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发展特色经济，积极退耕还林还草和生态自然修复，加强崩岗治理。西北草原区，应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和合理利用，控制地下水位的下降，重点治理主要风沙源区。
坚持尊重规律，充分发挥生态的自然修复能力。在人口密度小、降雨条件适宜、水土流失比较轻微的地区，特别是广大的西北草原区、南方雨热条件适宜的山丘区及其他人口压力较小的地区，通过采取封育保护、封山禁牧、轮牧轮封，推广沼气池、省柴灶、节能灶，以电代柴、以煤代柴、以气代柴等人工辅助措施，减轻生态压力，促进大范围生态自然恢复和改善。在人口密度相对较大、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区，也要把人工治理与自然修复有机结合起来，实行“小治理、大封禁”，“小开发、大保护、以小促大”。在水土流失特别严重、生态极端恶化的地区，应大力推进生态移民，减小生态压力，使生态得以休养生息。
三、大力推进“十二五”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已批准通过，水利改革发展目标和任务已经明确，新《水土保持法》正在深入贯彻，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切实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强化政府责任。要全面落实地方政府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建立健全考核奖惩制度，切实发挥政府在水土保持规划的制定和执行、资金投入保障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建立有效的水土保持协调机制，加强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形成“水保搭台、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的协作机制。
加大投入力度。要把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纳入公共财政框架，加大生态修复力度。同时，积极探索建立水土保持投融资机制，综合运用财政转移支付、水利建设基金、金融信贷、税收调节、收益提取等办法，推动水土保持投入多元化。以水电、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为重点行业，逐步建立国家层面的水土保持补偿机制。
夯实规划基础。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统筹协调、分类指导的原则，科学编制好规划。以各地水土保持规划为基础，加快编制全国水土保持规划，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出发，紧密结合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科学确定水土保持发展目标、总体布局、防治方略、重点项目和政策保障。
加强执法检查。以新水土保持法实施为契机，尽快启动地方性水土保持法规的修订工作，完善相关配套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扎实推进水土保持监督执法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完善水土保持技术保障体系。进一步加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力度，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狠抓宣传教育。加强对水土保持工作人员和技术服务人员的集中培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面向各级党政部门和相关重点行业，有针对性地对新法加以解读，保障新法的各项规定、措施和制度落到实处。加强舆论宣传，增强全民保护水土资源的意识和自觉性。
（作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
金砖国家经济面临的共同机遇与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所长 李向阳）
所谓“金砖国家”（BRICS），是指巴西（B）、俄罗斯（R）、印度（I）、中国（C）和南非（S）这5个新兴市场国家，这5个国家的英文首个字母连起来，字形和读音很像英文单词“砖”（brick）。近日在中国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引世人瞩目，不仅因为首次接纳南非作为成员，而且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明确希望加入或成为观察员。尽管金砖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历史渊源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但这些因素都没有妨碍它们之间的合作不断深化与扩大。事实上，在全球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有了更广泛的利益“交集”。这种“交集”突出表现为金砖国家经济正面临日益增多的共同机遇和挑战，从而构成深化合作的基础与动力。
一、面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双速”增长，金砖国家短期经济政策面临两难困境
众所周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正是由于金砖国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全球经济才免于陷入更深的衰退。此后，又是金砖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引领全球经济走向复苏。然而，率先复苏也使其经济政策的选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国内资产价格过高与通货膨胀压力在2010年已经开始威胁其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除了俄罗斯以及新成员南非的通货膨胀率低于2009年水平，巴西、印度和中国的通胀率都明显超过2009年，其中印度的通胀率超过了两位数。另一方面，为遏制通货膨胀而实施加息政策，也面临着短期资本流入和本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日本、欧元区）继续实施低息政策的情况下，金砖国家通过加息遏制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很难取得成效。当然，大幅加息有可能遏制目前的通货膨胀，但很可能以经济的迅速减速为代价。为此，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成为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在国际金融危机阶段，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一道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进入复苏阶段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缓慢，而金砖国家则实现了快速增长。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估算，2010年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增长率为2.7%，而南非、俄罗斯、巴西、印度和中国的增长率则分别为2.7%、3.8%、7.6%、9.5%和10.0%。这种差异导致双方之间的经济政策导向分歧加大：前者还在继续实施危机阶段的低利率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后者已经不得不进入加息轨道。展望未来，一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进程确立，进入加息轨道，国际短期资本还存在从金砖国家市场大规模流出的风险，这将给金砖国家金融体系带来新的冲击。因此，金砖国家之间如何协调各自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各自国家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二、全球经济“再平衡”可能导致全球总需求增速放慢，制约金砖国家快速发展的空间
“再平衡”被认为是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不能再依靠危机前的负债消费模式。“再平衡”将表现为美国减少个人消费，增加个人储蓄。据美国相关研究机构估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私人储蓄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私人消费将减少大约1000亿美元。自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已经上升了4—5个百分点，美国私人消费本应明显萎缩，但实际结果显示这种现象并没有发生。根本原因在于，个人储蓄率上升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被政府的负储蓄（财政赤字增加）抵消了。显然这并非一种常态，依靠财政赤字不断增加来刺激消费是难以持续的。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全球需求不足将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再平衡”还要求顺差国同时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对此，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经济将首当其冲。
在金砖国家中，只有中国是经常账户顺差国，其他四国都是逆差国。在应对全球经济“再平衡”方面金砖国家看似没有共同的利益，实则不然。金砖国家经济虽然在出口依存度、出口产品结构、出口市场与贸易收支状况方面存在差异，但金砖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都比较高，世界市场的需求变化对其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看到，全球总需求，尤其是美国需求的减速对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是非常巨大的。以2009年为例，俄罗斯、南非和巴西经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增长，而这还是在中国经济发挥“缓冲器”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的。作为南非、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度、俄罗斯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经济的这种“缓冲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反过来，如果全球经济“再平衡”致使中美两国的总需求一并减速，金砖国家所受到的负面冲击将会更加突出。
其他金砖国家对中国经济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俄罗斯是中国主要的能源提供者，巴西和南非是中国主要的原料提供者，中印之间的贸易依存度日益提升。面对全球总需求增速放慢的趋势，金砖国家需要进一步扩大相互间的贸易、投资往来，充分发掘各自庞大的潜在市场需求优势，为自身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三、全球气候变化规则一旦形成并生效，将迫使金砖国家不得不改变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并为此制定出全球规则，已逐渐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围绕全球气候变化规则谈判的准则，主要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已经形成明确的两大阵营。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南非、巴西、印度与中国基于共同的立场，正式形成一个谈判集团——基础四国（俄罗斯作为《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国没有加入进来）。基础四国坚持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必须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与《巴厘路线图》框架下进行。这一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针对气候变化规则，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或金砖国家分歧的本质是经济利益，即成本的分摊与收益的分配。许多国际组织与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使考虑到对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支付，发达国家也是全球气候变化规则的净受益者。首先，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使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轻型化，其碳密度自然低于发展中国家。而金砖国家（包括俄罗斯）尚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能源与重化工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次，发达国家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是服务业，而金砖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集中于能源与制造业。倘若不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金砖国家的比较优势必然会受损。第三，发达国家在200多年工业化进程中对现行气候变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义务补偿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为。然而，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对补偿基金却采取推诿立场，为此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很自然的结果。最后，某些发达国家同时还倡导所谓的“碳关税”主张。这对发展中国家更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原因是温室气体减排谈判的标准是生产环节的碳排放，而不是消费环节的碳排放（人均碳排放）。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的是高碳密度产品，而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则是低碳密度产品。依照产品的碳含量（碳密度）征收碳关税，无疑是违反国际贸易的公平原则的。从气候变化谈判的收益来看，发达国家的收益程度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证明，多年来支撑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金融业、房地产业，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重新充当支柱产业，他们迫切需要发展低碳经济产业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然而，无论是发展清洁能源还是传统能源的减排，都面临成本上升压力。只有制定出全球性的气候变化规则，发展低碳经济产业在经济上才是可行的，才能够吸引投资者进入。
一旦按照发达国家的原则制定出全球气候变化规则，并加以强制性实施，金砖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即便如此，金砖国家也不可能拒绝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大趋势。为此，金砖国家一方面需要合作，在未来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争取达成一个相对公平的规则；另一方面，还需要共同探索有别于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工业化道路。
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将为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地位的提升创造新的机遇
多年来，金砖国家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上升；但是，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却没有出现同步提高。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者，不会轻易地让渡权利。比如，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与其经济份额严重失衡；金砖国家被动接受美元及其他世界货币所带来的风险。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为金砖国家改变格局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国际金融危机清楚地向人们昭示了一个事实：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对危机的形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进入后危机时代，改革全球金融体制已成为全球共识，金砖国家对于这一改革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首先，围绕改革的议程，金砖国家在二十国集团内开始使用统一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夙愿。美元体系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由一个主权国家来发行世界货币，而世界货币的使用者却没有能力约束发行者的不负责任行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格局，就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货币。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看，应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这就需要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的投票权或份额。迄今为止，通过二十国集团这一平台，金砖国家已经成功地争取到了份额的提升。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改革将是非常艰难的过程。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中的份额提升，都是以减少欧洲小国的份额为代价的。欧美大国的份额，尤其是美国的份额并没有改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美国是唯一具有“否决权”意义份额的国家，欧盟国家的份额加在一起也具有“否决权”意义。如果不能改变这一格局，即使特别提款权有朝一日成为未来的世界货币，它和美元仍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美国（在一定意义上也包括欧盟）有权决定它的规则；其构成也主要是少数几种货币（美元、欧元、日元与英镑）。
在全球治理的其他领域，金砖国家也面临类似的境遇。比如，在2010年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上，对美联储实施第二轮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行为，金砖国家曾经给予严厉的批评，尽管当前发达国家还需要倚重金砖国家，但仍然无法阻止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未来如果发达国家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困扰，金砖国家面临的阻力将会更大。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意味着与发达国家争夺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因此，金砖国家需要更深入、更广泛的合作，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显然，金砖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符合五国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能够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