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异常复杂。复杂之处在于：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和创出新高的大学毕业生人数交织叠加在了一起。

　　有媒体报道称，今年高校毕业生达到了空前的699万人——和去年相比，绝对增量达19万之众。另一方面，在外部环境影响下，企业效益下滑，普遍出现减岗和降薪问题。由此，出现了所谓“最难就业年”之说。

　　在我们看来，尽管压力巨大，如果多方积极入手，仍能找出解决之道。

　　毫无疑问，和当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一样，大学生就业也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换言之，就业人口呈现出地域、行业、企业规模和所有制层面的多重偏好。在这种偏好下，出现了许多中国独有现象。

　　调查显示，大学生就业问题集中区域也正是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比如北上广等城市，都是应届大学生毕业生的首选，而很少人愿意到西部就业。一项对3000余名本科毕业生的调查表明，首选到北京工作的高达74.8%，首选去中西部地区的仅有2%。

　　从行业和公司类型来看，偏好更加明显：金融、电子信息产业等成为重点追捧对象，基层服务类企业乏人问津。从所有制角度来看，大型国有企业“一票难求”而大多数民企却沦为“第二选择”。

　　我们认为，结构性问题必须用系统的方法来加以解决，既要做长期方向上的引导，也要通过短期干预政策来加以纾解。

　　长期而言，要解决教育体制和现实需求结合的问题。以当下就业明显遇冷的人文社科专业为例，供过于求的重要原因是学校此前的盲目扩招，近年来人文社科类专业的扩招规模远大于理工专业导致人才结构性扭曲。此外，现有教育培训体系缺乏就业市场需求导向，缺乏对新技术新行业的深入研究，大学生在知识和技能结构上与人才市场需求严重脱节。还有，由于缺乏配套的实习就业安排，在校生往往直接从书堆里被推向社会工作岗位，缺乏适应过程。

　　首先要加大前端培训。以德国“慕尼黑模式”为例，其强调学校、中介和用人企业三者的战略结合，很早就有计划安排大学生进入实习基地，从而避免了就业无的放矢局面。事实上，许多成熟市场国家都将大学生就业作为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战略加以重视，学校、企业以及学生本人都积极参与其中，实现了从学生到职场的平滑过渡。

　　短期需要包括政府、学校、中介机构、用人单位、学生以及家长在内的六方共同努力。尤其是，要在改变观念的同时让学生尽快就业获得宝贵工作经验。事实上，正如前面所言，许多民企特别是中小企业之所以找不到合适的人才，更多原因是拿不出有吸引力的条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企业沉重的负担以及艰难的发展环境。这既有生产经营方面的困难，更有“弹簧门”和“玻璃门”背后的问题。

　　吸纳就业，如同海绵吸水，“海绵”变大，变得更富空间才可以吸纳更多“就业之水”，而让民企卸下过重的负担而轻装前进，正是这一变化的重要前提。